基地负责人陈玉兰教授受邀参加上观新闻“上海文化大家谈”｜江南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为何“没有一个趋于衰落”

「流动融合进入世界体系」

上观新闻：在江南文化内部，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分别有着怎样的光彩？

陈玉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从宏观上来说，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标记。具体到沪苏浙皖，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独特而又互通、相异而又互补的。

江南文化可比拟为骨肉匀停、凹凸有致、神完气足的美人，沪苏浙皖区域文化的个性为构架之筋骨血肉，江南文化则是依附于身形而又超乎其上的精神气韵。

概括来说，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以北的环太湖流域，属历史上的吴地，为江南文化核心区，表现为富足的耕读文化；钱塘江以南的浙东地区，属越地，其地背山面海、山多田少，表现为精勤的渔樵耕猎文化；西部的皖南徽地等，以内陆士商文化为特色；东部沪上，具有更为明显的海洋开放文化特征。

小田（苏州大学教授）：港汊密布交错，农人共话桑麻，苏杭一体天堂，只是江南区域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小桥、流水、人家”，也只是中心地带的地域影像。往徽州山区、莫干山区、天目山区、四明山区、天台山区看去，更有草木葳蕤、瀑布飞溅、炊烟袅袅。

在经济形态方面，松江、嘉定、太仓、常熟、江阴等地广种棉花；在东部岛滩，从南部的浙江舟山，迤逦至上海的崇明，以渔盐与耕作为主；种茶栽竹又是江南山区的主要副业。

上观新闻：吴越地区与皖南地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互动？

冯贤亮（复旦大学教授）：在人口流动、商品贸易上，徽州商人的市场活动促进了江南与外部、江南内部城乡之间的货物流动。因为徽商的长期经营、移居活动，以商成市，因商成镇，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不少以徽商为核心的聚落。在文化交流上，徽州文人在吴越地区的移居定居同样令人瞩目。明末书画家兼诗人程嘉燧是安徽休宁人，在科举道路上一直不顺。后来，他移居杭州，再寓居嘉定，凭借学识与诗画音律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嘉定人娄坚、唐时升被合称为“练川三老”。

罗时进（苏州大学教授）：在明清江南，徽商的足迹遍布各处，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繁荣。徽商的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而好文”。安徽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寓居扬州，在其小玲珑山馆中，江南一批重要文人、艺术家如金农、全祖望等，皆常为座上客，雅集文会可谓风雅之至。

小田：吴越地区与皖南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是“水乡江南”与“山丘江南”的互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唐宋以降，由北而来的水乡江南望族迁入皖南；明清以来，皖南向沪苏的流动成为两地互动的基本方向。

“水乡江南”与“山丘江南”之间的互动，深刻影响了江南及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皖南虽说僻处江南边缘山区，但与整体中国频繁地互动，传统中国的每一次互动都能在这里得到回应。不仅如此，触角还远至海外，与16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上观新闻：除了“水乡江南”“山丘江南”，是否还有“平原江南”“沿海江南”？

小田：从自然生态要素出发，江南的景观板块一目了然，我更愿意称之为“水乡江南”“山丘江南”和“岛滩江南”。近代报人学者曹聚仁注意到，浙北、浙西和浙东说起来同属一个行政体系，实际上“绝不相同”。大体可别为三类：位于太湖流域的浙北杭嘉湖与位于钱塘江流域的浙东绍兴同属水乡，“一苇可航”；宁波沿海滨，属东部岛滩；流淌于浙西山间的水流其实是钱塘江的上游，发源于黄山，因而徽州与浙西山区同属一种类型。这样一来，浙北进入太湖水乡圈子，而浙西一部与皖南一道构成“山丘江南”，浙东一部明显构成“岛滩江南”。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平原的江南、沿海的江南和山区的江南，或者说大、小江南，在古代早就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例如，明代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腾飞、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就是三个板块联动的结果。

这具体表现在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上。徽州坐贾与手工业作坊主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格局，他们就地生产、收购、销售各类农副业和手工业产品；徽州行商把丝绸、棉布、铁器、瓷器、书籍等海外大量需求而又被禁止输出的商品，运送到沿海地区的海商手中，由海商转运至日本、东南亚各地，再运往欧洲。在这样的市场开拓中，江南地区一步步进入世界市场与贸易体系之中。

「构建与丰富“江南认同”」

上观新闻：古代上海“慕苏、扬余风”，近代上海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变化，是内生的结果，还是历史机缘？

罗时进：上海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结果，是明清以来江南发展的一个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其内生性因素。上海，归根结底是江南的上海。近代“欧风美雨”对上海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从发展过程来看，是难以脱离江南谈上海的。

比如，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的资本来源、经营者乃至主要劳动力，都来自周边地区；今日之沪语，是吴方言的一种。这不仅是地域同一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总体一致性的表征。

邹振环（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

举个例子，江南地区的苏州、常州、金陵、湖州、杭州，是传统书坊集聚的核心地区。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加之西方先进印刷出版技术的引入，传统江南书业资源逐渐向上海转移。上海的许多出版机构、书业人才都是从江南地区迁入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全国书业中心。

从类似案例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近代上海的崛起有外来势力的影响，但在底子上得益于周边地区的支持，而绝非仅仅依靠所谓对外通商。

小田：再举个例子，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迅速崛起，走在其他几个口岸前面，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有一个因素显而易见，即上海依托了传统市场经济异常发达的江南腹地。

湖州是著名的丝绸产地。据区位优势的湖州南浔，抓住上海这艘“大船”，大量出口生丝。先是南浔老丝行“邢正茂”在上海设立分行，“浔号购丝，申号出丝，浔申直销”。接着，以“邢正茂”申号为起点，大抵采取了同样的经营方式，在南浔积聚丝经，在上海输售，一步步打开外贸通道。

可见，谈到近代上海的崛起，不可忽视江南市镇里那些盛产各式物产的村落。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它们共处于发达的江南水系之中，内连农家村落，外接通商大埠。

冯贤亮：城市离不开乡村，乡村也离不开城市。城乡之间不仅是利益的结合，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需要高度重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

上观新闻：从扬州、南京，到苏州、杭州、徽州，再到宁波、上海，江南市镇体系反复重组，但几个主要的城市一直分工合作、共存共荣。这为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在长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江南人早就意识到必须打破地域界限、分工协作，形成合理布局、充分开发，地尽其力、人尽其才。

江南的各个城市至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群结构，而且每个城市都各具特色。比如，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苏州、杭州、南京、镇江等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南京、苏州还是成衣制造中心，等等。

美国学者施坚雅这样总结：长江下游的实例，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地区城市体系反复重组，但该区的几个大城市没有一个趋于衰落。

与国内其他城市圈相比，长三角城市圈在腹地经济基础、城市群层级的成熟度、内部区域文化的繁荣度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江南城市群在历史上形成的分工合作、共存共荣密不可分。

冯贤亮：传统以来的江南地区，保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当下构建与丰富江南认同，包括经济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解读好江南市镇体系、城乡结构，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