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基地首席专家陈国灿教授，研究员崔小敬教授、赖勤芳副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专版文章，围绕“浙江诗路与传统文化研究”主题，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进行解读，进一步助推浙江诗路文化研究。三篇文章分别为《诗画意象：钱塘江诗路的历史解读》《富春江诗路文化特征刍议》《浙江诗路文化美学品格》。
诗路是以“诗”为灵魂，以“路”为载体，自然与人文交互作用和内在统一而形成的文化形态，是传统文化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浙江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发达的诗路体系，积淀了丰富的诗路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以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和瓯江山水诗路为代表的浙江传统诗路，汇聚了厚重的区域文明底蕴，承载了昌达的地方史迹文脉，凝聚了深邃的历代先贤智慧，体现了诗意的天人合一生态，展示了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需要深入挖掘，系统梳理，多维解析，全面总结。本栏的几篇文章，侧重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浙江诗路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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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诗画意象：钱塘江诗路的历史解读
陈国灿
钱塘江诗路是贯穿浙江中西部的历史文化之路，在浙江传统诗路体系中有着独特和重要的地位。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和雄浑厚实的人文艺术的高度密合，既孕育了钱塘江诗路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推动沿路地区从社会意识到生活形态的不断升华，由此成为展现浙江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典范。
地理环境和文明底蕴
从本质上讲，钱塘江诗路的形成，是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昌达的人文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上游的新安江、衢江、婺江、兰江，中游的富春江，下游的钱塘江，以及众多分支河流构成的钱塘江水系，沿江地区山水错落，河海相连。山中有水，水中有山，水行山中，山绕水生，可谓水依山溢美，澄碧如镜；山借水增色，葱翠欲滴，构成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绚丽诱人的自然画卷。正是这种“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纷至沓来。从东汉隐逸名士严子陵，到南朝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从盛唐诗仙李白，到中唐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从北宋名臣范仲淹，到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从元代画坛翘楚黄公望，到明朝开国文臣宋濂，慕名而来的清流雅士前后相继，穿梭于道，举不胜举。他们或隐逸栖居，或流连忘返，或交游唱吟，或聚会畅谈。有的发而为诗，有的咏而成赋，有的感而缀文，有的兴而泼墨，有的思而为说，在高歌“水碧山青画不如”的自然之美，抒发“江山留与后人愁”的家国情怀的同时，也赋予沿江山水以浓厚的人文情怀，悠远的文化蕴味和深邃的哲理意境，进而影响到地域性格的塑造和社会意识的引导。
当然，钱塘江诗路的兴起，不仅仅是文人雅士活动的结果，更是基于深厚的区域文明底蕴和人文传统。从历史上看，位于浙江中西部的钱塘江流域既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江南文明演进和人文社会发展的特**域。早在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以“建德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在钱塘江流域生活和繁衍。距今1万年前后活跃于钱塘江中上游的“上山文化”，开启了中国境内乃至世界范围稻作文明的发展进程。新石器时代后期兴起于钱塘江下游的良渚古国，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玉器文化，而且标志着区域社会开始由史前时代向国家文明时代迈进。在此基础上，从先秦时期於越文明的空前兴盛到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深度融合，从唐宋时期经济社会的全面飞跃到明清时期区域人文的持续活跃，钱塘江流域在集中体现江南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孕育了崇尚自然的人文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注重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体系。可以说，发达的地域文明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既是促成钱塘江诗路兴起的坚实基础，也是保持钱塘江诗路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
历史源起和发展演变
钱塘江诗路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大致可以分为东汉六朝时期的源起、唐代的发展、宋代的兴盛、元明清时期的调整和近代以降的赓续与重兴几个阶段。
东汉初，名士严光（字子陵）归隐于钱塘江中游的富春江畔，垂钓为乐，其传奇经历与高洁品质为后世历代文人所景慕，引发众多的诗、词、曲、赋、文、画，从而成为钱塘江诗路的文化触发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钱塘江诗路的人文特色。及晋室南渡，北方士族纷纷南迁，推动山水文学的全面兴起。钱塘江流域青山碧水的自然美景和以严子陵***为代表的人文遗存，与诗人文豪的人文情怀相映发，促成了诸如谢灵运《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任昉《严陵濑》、何逊《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王筠《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等一系列传颂后世的山水诗名篇，开启了诗路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有唐一代，文人漫游、隐逸之风盛行，钱塘江诗路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得以全面释放。秀丽的自然景观，厚实的文明底蕴，独特的人文传统，加上日益开发的地域社会，使得钱塘江流域成为文人墨客的情怀独钟之地。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王维、孟郊、韦庄等一批著名诗人纷纷前来畅游山水，吟诗抒情，形成了以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为文化特征的“浙西唐诗之路”。与此同时，钱塘江流域的本土诗人群体也开始崛起，其突出代表就是活跃于中晚唐的“睦州诗派”。 南宋诗人谢翱《睦州诗派序》云：“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睦州诗派既能自觉响应追随当时诗坛主流诗风，又能有所创造，推陈出新，在百花齐放的唐代诗歌园地里自立坛坫。
进入两宋，钱塘江诗路进一步走向兴盛，逐渐形成了四个地域文化体系：一是下游钱塘江地区的“都市文化”，是“雅俗共体”的文化典范；二是中游富春江地区的“潇洒文化”，具有“自然和谐”的人文特质；三是上游衢江地区的“宋诗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四是上游婺江流域的“婺学文化”，奠定了传统“浙学”的思想基础和学术风格。这些地域文化体系的形成，标志着钱塘江诗路文化开始超越人文艺术的范畴，开始向社会文化、生活文化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拓展。
元明清时期，钱塘江诗路文化出现新的调整。一方面，在诗人云集、佳作不绝的同时，以沿江山水景观和闲适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成为文化风尚。特别是元代“画坛四大家”之首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大岭图》和《富春山居图》，是传统山水画的经典名作，并引发一系列题画诗文作品。另一方面，围绕诗路诗文集的编纂更加活跃，成果丰硕。这既是诗路文化持续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也是编选者基于清晰的地域文学意识，努力构建地域文学传统的反映。两方面的结合，使钱塘江诗路文化呈现出“山水人融合，诗画文一体，学思行贯通”的人文形态。
近代以降，虽然传统的古典文化渐告消歇，但钱塘江诗路的文化情怀和人文精神仍然继续传扬。随着时代的变革，诗路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近现代元素和文化内涵，并在郁达夫、叶浅予、李可染、巴金、王伯敏、陆春祥、郭水华等著名作家、画家身上重绽光华。
文化体系和人文特征
钱塘江诗路并不是“诗”和“路”的简单组合，而是“诗”的具化和“路”的诗化的统一体，是以诗为灵魂、以路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形态。
钱塘江诗路人文活动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就诗路文化的活动主体而言，包括文人墨客、学家名流、宗族郡望、技艺巧工、释道方士等诸多社会群体。就文化内涵而言，包括自然审美的山水文化、诗词书画的艺术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家国情怀的爱国文化、和谐潇洒的生活文化、闲适雅致的民俗文化、身静性灵的隐逸文化、讲佛求道的宗教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等。可以说，在社会诸群体的共同参与下，以地域文明为基础，以山水文化为底色，通过艺术文化形式，实现学术文化、爱国文化、生活文化、民俗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的交织升华，由此构成钱塘江诗路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就人文特征而言，钱塘江诗路整体具有“天人合一”的文化具象，蕴含了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文化意境。自然之美与艺文之美的珠联璧合，外来名流与本土名人的交相辉映，儒士雅风与民众俗习的彼此呼应，身闲性灵与道德追求的并行不悖，形成了以“和谐潇洒”为精神内核的人文形态。其中，所谓的“和谐”主要包括三层面：一是注重尊崇自然和发展社会的有机结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二是注重社会关系的平等、友善、有序与稳定，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三是注重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共同发展，构建精神充实、物质富裕的和谐人生。所谓的“潇洒”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活动的潇洒风尚；二是生活方式的潇洒形态。正是这种“和谐潇洒”的精神内核，使得钱塘江诗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诗画浙江”的传统文化典范。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钱塘江诗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2021GH035]的阶段成果）
（作者陈国灿，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人文学院教授）
富春江诗路文化特征刍议
崔小敬
富春江系钱塘江中游段，素以“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自然景观著称。东晋南朝以降，数以千计的诗人词客往来于富春江，不断地吟咏富春江，书写富春江，使之发展成为山水品鉴之路、诗歌传播之路、文人风流之路和潇洒生活之路，不仅积淀了丰厚的诗路文化，而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核心意象：严陵高风
严子陵是富春江诗路文化的核心意象。南宋《淳熙严州图经》指出：“严为山水清绝，有高贤之遐躅，久以辑睦得名。”《景定严州续志》亦称：“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严子陵之风在也。”通观历代围绕富春江的各种诗文作品，严子陵无论以意象还是典故或语词的形式出现，都是文人雅士吟咏的核心，其精神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不慕功名的清高，以李白“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古风》其十二）阐释得最清楚明白。二是高风亮节的名节，以黄庭坚“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伯时画严子陵钓滩》）阐释得最确切。三是高尚的民族气节，宋遗民诗人谢翱《登西台恸哭记》《游钓台》《西台哭所思》等作品，使严子陵完成了从高士名节的象征到民族气节象征的转变。
通过历代文人的文化演绎，严子陵成为一个包含山水审美、隐逸精神、崇高道德、高士名节、民族精神的意象群，它以自然之美为底色，以严子陵隐居为原点，以范仲淹祠记为拓展，以谢翱恸哭为契机，涵摄了诸如谢灵运、孟浩然、李白、方干、韦庄、苏轼、黄庭坚、李公麟、范仲淹、黄公望、谢翱等从六朝唐宋直至晚清民国时的陈曾寿、沈曾植、陈三立及现当代叶浅予等在内的一大批著名文人、画家，共同构成富春江诗路上流光溢彩的文化节点。
文化形态：异质交融，同质辉映
富春江诗路呈现出两种异质特征的相互结合与水**融，即山水与艺文珠联璧合，诗意与血性并驾齐驱，这在浙江诗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诗路文化中都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富春江诗路的书写是由外来文人与本土文人共同完成的，二者异籍而同质，前后遁衍，相映成辉。
首先，富春江诗路文化历时久长，成果丰硕。就文学而言，涉及文体众多，举凡诗词歌赋、序铭传赞等无所不有；就艺术而言，涉及领域繁多，举凡绘画、雕刻、剪纸、音乐、舞蹈、戏剧、刺绣等无所不包。文学和艺术的交汇和融合，共同构成了富春江诗路的艺文之美。自六朝起，伴随着江南审美文化的发生，富春江之美就被富于审美眼光的文人发现，并以优美的文字进行演化。无论是吴均“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感叹，还是谢灵运“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的清丽，都成为至今传诵的名句。此后凡是文人墨客，舟过富春，无不泼墨挥毫，咳唾珠玉，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画、歌辞乐章。与此同时，生活于富春江流域的广大民众也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形形**的民间艺术、传承技艺，如戏剧脸谱、民间剪纸、竹马舞、狮子舞、提线木偶、畬族山歌、石雕、瓦雕、根雕等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富春江的青山绿水、民风习俗都融入到这些民间艺术中，成为其滋长的丰厚土壤。艺文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天地的艺文，富春江诗路的自然之美与艺文之美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典范性的存在。
其次，富春江诗路文化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其典型的艺术追求和底色是诗意之美。古人在吟咏富春江时，经常用“画”来比拟和形容。有的赞美富春山水“如画”，如吴融《富春》：“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李渔《七里溪》：“景到严陵自不凡，幽清如画始开函”。有感叹“画不如”富春山水，如韦应物《桐庐县作》：“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吕本中《舟行至桐庐》：“物色寒初甚，溪山画不如”。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其实都是想用有限的、有形的语言文字来穷尽无限的、无形的富春江“诗意”与“诗性”，就像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用“诗意的栖居”来喻指生命的理想存在一样。然而富春江诗路文化又不仅仅是诗意的，柔美的，也是刚硬的，傲然的。在富春江诗路文化核心意象生成的严子陵故事中，就已能看出这一点。范晔《后汉书·严光传》云：“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当严子陵选择拒绝光武宣召，隐居富春江畔时，那疏离皇权、坚持自我个性的力量已悄然显露。身处封建社会的严光是以传说中的上古高蹈之士巢父为榜样，这使得他的拒绝不仅仅是一种对世俗皇权的反抗与蔑视，更具有一种传统的“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内在骄傲与文化自信。元初南宋遗民诗人谢翱登严子陵钓台西台恸哭的举动，进一步将这种文化自信上升为家国情怀与民族血性，使得宋元之际文人反抗新朝的行为超越了政治和政权层面，赋予其文化和意识蕴涵。直至明清之际，大量遗民文人名流纷纷亲自前来凭吊，或以诗远吊谢翱，正是对这种文化血性与士之傲骨的继承与强化。柔性的诗意与刚健的血性在严子陵这一文化原型身上得以完美统一，从而使富春江诗路呈现出刚柔兼具的文化美感。
再次，富春江诗路文化的书写是由外来文人开启的。历史上最早书写富春江美景的文人，大多属于外来名流。如谢灵运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沈约是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丘迟是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任昉是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吴均是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追溯起来，就连东汉初隐居富春江畔的严子陵也是会稽余姚（今浙江绍兴）人。经过东晋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积累和初盛中唐二百多年的影响，至晚唐时期，富春江本地文人终于开始蔚然而起，“睦州诗派”这一地域性诗歌流派在文坛崭露头角，中坚人物方干被誉为“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孙郃《哭方玄英先生》），其后裔相传出过十八个进士，范仲淹曾亲访其家。睦州诗派其他著名文人还有章氏之章八元、章孝标、章碣，三代进士，父子相承，诗名彪炳。至明清时期，来自富春江地区的董邦达、董诰父子品性高洁，高雅士人**俞鉴、姚夔、袁昶等均名垂青史。直至现当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等均为生长于富春江畔的著名文化名流。可以说，外来文人以陌生的眼光开启了富春江诗路的审美之门，本土文人以深厚的乡情涂抹了富春江诗路的文化底色。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钱塘江诗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2021GH035]的阶段成果）
（作者崔小敬，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教授）
浙江诗路文化的美学品格
赖勤芳
诗路是浙江传统文化独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艺美学价值。透过山水地理、诗词文画、商旅交通、风物民俗等诗路活动，可以从不同侧面认识浙江传统诗路文化的审美主题和美学品格。
山水优美且流连
山水能够触发诗情、启迪诗思，历来是文人艺术家们的重要书写对象。浙江地理形态多样，自然风貌不一，既有天台山、四明山、雪窦山、天姥山、天目山、江郎山、东白山、雁荡山等诸多俊秀山陵，又有钱塘江、东西苕溪、曹娥江、甬江、灵江、瓯江，西湖、湘湖、南湖、东湖等一批名胜河湖。这些秀丽山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畅游纵览、歌赋吟诵的对象。东晋南朝的王羲之、谢灵运、沈约，唐代的李白、白居易、贺知章、孟浩然、方干，宋代以来的柳永、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李清照、陆游、杨万里、张岱、李渔、朱彝尊、厉鹗、袁枚，等等，都留下讴赞浙江山水之美的诗文篇章，在社会上广为传诵。
在林林总总的浙江诗路历代诗人中，颇值得关注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他对浙江山水特别是浙东山水钟爱至极，充满了无比的景慕之情和宏阔的浪漫风韵。他的《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越中秋怀》《天台晓望》《早望海霞边》《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别储邕之剡中》《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忆东山二首》《对酒忆贺监二首》等一批涉浙诗，或记游，或游仙，或送别，虽包括浙江各地，但重点是浙东地区。这里风光宜人，水陆交通便利，人文积淀深厚，有六朝名士遗风，也有神话传说故事和著名的宗教胜地，令人向往，值得游赏眷恋和回味思忆。李白的浙东诗，既继承了写景传统，又融入了强烈的个体精神，想象大胆，具有浓厚的抒**彩，从而形成了对南朝以来山水诗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也就是对浙江山水的进一步美化。浙江山水，经过像李白这样诗人的不断吟咏变得诗意盎然、浪漫别致，成为优美审美形态的绝佳载体。
流动的人文风景
在浙江传统诗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钱塘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的大江大河相比，钱塘江水流较为平缓，因此舟行相对安全。经由钱塘江，既可贯通浙江各地，又可北上南下、西进东出，选择余地大。如从广东北上，沿珠江的支流北江、浈江到达江西境内，转入常山江，顺衢江而下，经富春江到杭州，再转入京杭大运河，到达中原地区。正是便利可靠的水路网络，给浙江这片土地带来了活力。北方的诗人们沿大运河一路南下，直达杭州和钱塘江南岸的西陵渡，或沿浙东运河，迤逦来到佛教圣地天台山，或溯钱塘江而上，抵达隐逸圣地富春山、金华山、三衢山。水陆古道及沿线的秀丽山水、美好风物，自然而然地成为审美对象。诗人们将创作场景置于山水之间，勃发浓浓的胸意，落笔成诗，如此一路有景，一路有诗。东晋王献之赞山**上之行是“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宋代李纲、曾几、崔复初、华岳的同名诗《三衢道中》，将所行所见尽收其中，融情入景，又充满生活蕴味；唐代戴叔伦的《崇德道中》、宋代郑起的《余杭道上》、元代萨都剌的《过嘉兴》、明代陆深的《嘉禾道中》、清代金兆燕的《舟过槜李》等，生动展现了大运河的繁忙景象、两岸优美的田园景观和清醇的风物民俗。这类诗路“体验”诗，具有一种“流动”的美，展现了流动的自然风情。
道由心生，浙江诗路风景又往往因具体山水之异而不殊。南朝谢灵运遭排挤外放，出守偏隅一方的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出建康，别方山，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登绿幛山、石鼓山、石室山、江心孤屿，游赤石、南亭、仙岩，行田、讲学，等等，都有诗可证。谢氏永嘉之行，往返约一年，名仕而实隐。期间写下的《登池上楼》等20余首山水诗，以形似、巧构的艺术方式抉发自然风景之美，因此被誉为“山水诗之鼻祖”。沈约出守钱塘江上游的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作《登玄畅楼》《玄畅楼八咏》，又续作“八咏”组诗，赞美此地大好河山和秀丽景色。这种最先开创书写地域风物景观，后成为品仿的对象并得以广泛流行的“八景诗”，对沈约来说一定程度上是表达“且养凌云翅”“俯仰弄清音”的政治抱负。宋室南渡后，浙地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和空前繁荣的景象。处于大运河最南端的都城临安，人口不断增加，商业快速发展，著名的“西湖十景”也产生了。但是南下汉族士人一直怀有收复北方故土、恢复中原政权的强烈愿意，由于这种愿望未能实现，一股哀伤之情长久地激荡于诗文篇章。在林升、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谢翱等爱国诗人的作品中，弥漫着“失而未复”的悲愤情绪。因此，浙江诗路审美文化虽然以优美、浪漫为主旨，但并不缺乏激越、慷慨的情调。
流域性与意境解读
浙江诗路文化是山水与人文高密合而形成的。历史上，儒、道、玄、佛在浙江地区都有着很深的根基。诸如天台山的佛教文化、金华山的黄大仙文化和衢州的南孔文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浙学作为最具浙江本土特色的人文传统和理性精神，以“天人合一”“经史并重”“经世致用”“和合兼容”的特质而成为最具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这些传统思想及地域性的浙学都包含了卓绝的生态美学智慧，奠定了浙江诗路和谐的生态审美风格。不过，在影响浙江诗路审美风格的诸要素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流域性文明特征。“流域”的本义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域，每一个流域也就是一个社会和自然的共同体。这种具有原生性的流域，如今已经成为当代环境批评、生态美学的重要理念。浙江传统诗路以大运河、钱塘江、瓯江等重点古水道为依托，呈带状分布，具有清晰、稳定的流域轴线。其中钱塘江是世界的观潮胜地、浙江文明的源头。良渚文化的玉器和古城，上山文化的栽培稻遗存和环壕聚落，均具有作为人类文明标识的意义，而这两处遗址都处于钱塘江流域范围。正是奔流不息的钱塘江，孕育了浙江的文明，启动了浙江诗路文化之美的历程。
从更广阔的地域视野来看，浙江诗路所贯穿的地区属于江南文化的主要活动区域。江南文化是诗性的，江南之美是意境的。“杏花春雨江南”，“雨露天低生爽气，一片吴山越水”，多水泽的地理特点和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江南的“诗情画意”。有意味的是，“意境”凸显为中国美学的特色范畴，实则主要由近代以来一批出生在江南的美学家所做出的努力。王国维首得西学之风气，以中西化合方式创建了现代意境美学。他得以重构“意境”，固然受惠于西学，但是离不开乡土文化给予的滋养。“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江南人的身份早已嵌入他的意识深处，在潜移默化中对他的诗词创作和诗学开辟产生影响和作用。宗白华受到西书的“暗示与兴感”而重返“中国”，探求中国艺术的意境之美。他的意境美学的生成，除接收桐城派、新安派等的江南地域诗学、美学之外，还与他在浙东的童年经历和爱自然、爱想象以及对诗、艺术的“一往情深”有莫大关系。现代意境美学，并非纯粹的诗学主张，而是作为追求文艺与人生相统一的人生实践思想提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丰子恺等浙江本籍美学家和朱光潜、宗白华等方外美学家，他们普遍致力改造社会、提升人生意境的现代启蒙。这种关怀现实的崇高美学品格，在今天保护、传承和利用浙江诗路文化的过程中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和发扬。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钱塘江诗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2021GH035]的阶段成果）
（作者赖勤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