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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研究人员在浙江新闻客户端《社科视窗》发表浙学研究系列文章

[日期:2022-03-09]  来源: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

基地在浙江新闻客户端《社科视窗》发表浙学研究系列文章

 

近一年来,基地负责人陈玉兰教授及研究员赵瑶丹教授、王锟教授、金晓刚博士、彭荣博士在浙江新闻客户端《社科视窗》发表系列文章持续推进浙学研究

 

社科视窗8丨金华谣谚中的信义传承

2021-02-25 16:34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赵瑶丹

千古八婺,浙中明珠,有璀璨的历史积淀,传承着诚信、正义、忠义、孝义、善义、情义的道德基因。无论从金华地方的精英文化还是民间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众多典型。而其中作为民众自己的文化——谣谚,就保存了来自民间的价值传承。金华民众借助谣谚,在不经意的吟咏中将深刻的智慧蕴涵其中,同时又在传播中发挥着化育民众的功能。精英文化传播于上,民间文化涌动于下,作为典型的下里巴人文化,以最质仆的语言传播着主流的价值观,又体现鲜明的俚俗特色与地方特色。就信义观的传达,拥有丰富多彩的内涵。

一、蕴含哲理——金华民间谣谚中的信义观

金华《礼义歌》唱道:“月被云遮重露彩,花遭霜打又逢春。十年受尽寒冬苦,一举成名天下闻。得权得利自高兴,忘了旧日交情人。不念旧恶怨自稀,福有根源祸有基。能移怨报为恩德,千古能传贤名人。只顾岸上身安稳,忘却从前落水时。得权用势成万利,人心不足蛇吞象。爱财结势无义人,有情结义高贵人。有理能走遍天下,无理寸步也难行。”生动传达着金华民间重义讲信的价值观,而这一观念在众多金华谣谚中有生动吟诵。

信是言无反覆、诚实不欺。金华民间有不少重诚信的谚语,如“人浮呒实信,天晴呒雨汛”“话多人勿信,雨大涝了田”等,教人要踏踏实实、言而有信;又如“做人凭信,做官凭印”,按现在说法是讲述了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有学者研究某知名企业的成功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了一个具有实效的诚信评价体系。无论是从商从政,还是为人处事,诚信这一品格受到极度重视。

义是处事得宜、合乎情理。义有正义、忠义、孝义、善义、情义等内涵。金华民间有宣正义的谚语,如“好汉难忍不平事”“不怕人不敬,就怕自不正”;有扬忠义的谚语,如“家靠孝子贤孙,国靠忠臣良将”;有传孝义的谚语,如“你对娘勿敬,儿对你勿孝”;有学善义的谚语,如“屋要基牢,人要心好”;有讲情义的谚语,如“人心换人心,诚心换真心”。

二、化陈出新——推进金华古今谣谚搜集、整理与研究

信义传承需化陈出新。“以史为鉴知兴替,以人为鉴知得失”,信义文化建设需要注重民间采风,归纳整理谚语、俚语,化陈出新。中国古代,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有采诗官。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是搜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的知名人物。到汉代,设立乐府机构专门负责搜集民间歌谣和配乐工作,其目的在于“观民风,知得失”。

汉代之后,乐府机构被废除,采诗官不复存在,然而采风谣却成为各级官员的职责,从事搜集整理民间歌谣的文人雅士更是层出不穷,促使对民间风谣的关注面不断扩大。金华古代谣谚分散记录于各地方志、历史文集中,需要通过挑沙捡金式的爬梳与整理。谣谚是随着时代演变而不断涌现反映时代变迁的内容,随着城乡经济结构调整,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更新,金华人普通话与金华话并行使用的语言习惯,且呈现普通话运用更为普遍的状况,势必对用方言传播的金华谣谚传承产生强烈冲击,因而搜集、记录、整理当下的金华民间谣谚,积极推进抢救措施,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避免文化传承出现断层,迫在眉睫。就丰富的金华谣谚宝库而言,目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还大有可为。积极推进金华民间谣谚研究,深挖蕴含其中的地方价值,弘扬当下意义,势在必行。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金华这片千年故土上,积淀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除了古宅、古树、河流、族茔、家庙、神庙、人物、民俗等呈现浓郁的地方风貌之外,还有悠悠环绕其间,世代传承又随着时代演进不断更新的谣谚,传达着与中华文化体系融为一体又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民间观念。“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哪怕是表达同一内容,在金华各县市有不同版本。我们在倡导保护古村落、古建筑、古祠堂、古风俗,深入挖掘金华历史人物的精神传承之外,密切关注谣谚这类来自民间、传播民间、影响民间的精神财富,必将赋予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以新的内涵。

 

社科视窗45丨金华学派简说

2021-12-23 16:29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王锟 金晓刚

金华学派,是在八婺大地上发展传承的儒家学术思想流派,更是中国南宋重要的儒家学派之一,为浙东学派先声之一。在空间上,金华学派在婺州中心及其周边的兰溪、永康、义乌、浦江、东阳、武义、磐安等县市流传。在时间上,金华学派在宋元明清持续了800多年,余波延续至清末、民国乃至现代。

一、金华学派的传承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南宋婺学。吕祖谦所在的吕氏家族是宋代著名的官宦与学术世家,有5人官至宰相,20余人写入《宋元学案》。吕祖谦继承家学,与福建的朱熹、湖南的张栻、江西的陆九渊论学,博采众长,倡导“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建立事功实学,成为婺学大宗师。与朱熹、张栻齐名,称为“东南三贤”。吕祖谦还主持了著名的江西“鹅湖之会”,创办了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湖南、福建、江西、四川的学子慕名来婺州学习,吕祖谦成为当时学术思想的执牛耳者。永康的陈亮,主张事功之学,并与朱熹展开过“王霸义利”之争。另外,婺州的唐仲友主张经制之学,也很有影响。总之,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丽泽诸儒,陈亮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构成了金华学派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从北山眺望金华城区

第二阶段是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北山学派。北山学派的开宗人物是何基,他传给弟子王柏,王柏传给弟子金履祥,金履祥传给弟子许谦,此即“北山四先生”(亦称“金华四先生”)。元代至明初,北山四先生后学次第传承三代:第一代是师从于许谦的朱丹溪、吴师道、柳贯、王毅等;第二代是师从于吴师道、柳贯等人的王袆、宋濂、胡翰、戴良等;第三代是师从于宋濂的方孝孺、王绅等。宋末元初的“北山四先生”和元代至明初的四先生后学两部分,前后延续二百余年。北山学派以传承、护翼朱学为己任,成为元代朱子学的重镇和明初洪武、永乐儒学的主流,被后世尊为“朱子世嫡”。

第三阶段是以金华学派延续时间为代表的名家大儒。代表人物有明代中期的章懋,他综合了理学、心学和事功之学成为一代大儒,在明代思想史上颇为重要。清代晚期的朱一新,被称为当时最了解西方的人,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改革旧制,与康有为齐名。另外,明代还有魏骥、程文德,清代有张祖年、王崇炳、汤寿潜、刘焜,民国时期还有何炳松、何炳棣二兄弟,主张新史学,成为享誉世界的史学家。还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施复亮、陈望道,可视为金华学派的余波。

二、金华学派的地位及对浙东学派的影响

吕祖谦、陈亮是南宋浙学的代表,他们的学术与福建的朱子学、江西的陆学、以及湖湘学派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吕祖谦作为金华学派的大宗师,对永嘉地区的陈傅良、叶适有直接影响;以吕祖俭为代表的丽泽诸儒与宁波地区的四明心学互动密切。北山四先生及其后学,以传承、护翼朱学为主,融合吕祖谦之学,成为元代朱子学的重镇和明初洪武、永乐儒学的主流。明代中期的章懋对阳明心学具有某种开启作用。

由此可见,金华学派对永嘉、宁绍地区的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如果不重视金华学派的影响,就很难弄清楚永嘉学派、阳明心学和宁波浙东史学的来龙去脉。

 

五峰书院及陈亮像

三、金华学派蕴含的宗旨和特点

必须指出,金华学派,无论是南宋的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实学,还是元代的北山四先生、明清的章懋、朱一新,把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统一作为鲜明的宗旨。金华学派的特点,具体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不私一家、不名一师的兼容并包精神;其二,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的务实主义态度;其三,心性修养与事功实践并重;其四,敢于创新、勇于改革的精神;其五,逆境发力、拼搏实干的态度。

金华学派源远流长,千年来不断生长发展,是金华文化和金华精神的根与魂。进入新时代,要对金华学派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进行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对于浙中文化高地建设至关重要。

 

社科视窗46丨丽泽书院与八百年婺学兴衰

2021-12-30 10:35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金晓刚 王锟

南宋理学儒宗吕祖谦(1137—1181)开创的丽泽书院,不仅是婺学的发祥地和人才培养的平台,而且还有众多丽泽弟子将吕氏之学播迁各地,推动了南宋思想界的繁荣,奠定了婺州“小邹鲁”的地位。丽泽书院的地讲、供祀、藏书、刻书等活动之活跃,也堪称中国古代书院之楷模。早在宋元之际,王应麟就将丽泽、岳麓、白鹿洞、象山书院并称“南宋四大书院”,足见其地位之盛、影响之远。而丽泽书院的兴亡盛衰史,不唯是金华历史风云的见证,更是八百年婺学兴衰重要的文化推手。

北宋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众多中原巨族纷纷南徙。婺州以其交通便捷和山川清秀,引来许多南迁后的文人士官聚居。吕祖谦家族即是其中最典型的望族世家。乾道四年(1168),吕祖谦创办书塾,名丽泽堂,又名丽泽书堂,地址位于金华城内光孝观侧(今金华市区西华寺一带)。因吕祖谦在南宋的威望,四方学者慕名前来,一时受教如云,甚至朱熹亦遣子朱塾来此读书。当时丽泽堂规模较大,除专门的讲学场所外,还有固定斋舍,供学子住宿。 

吕祖谦非常重视培育人才,注重传授经史、百家之学,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讲学宗旨。他亲自制订《丽泽学规》,还编著《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丽泽讲义》等教材。书院采用问难论辩的教学方式,着意启迪学生的心智,激发其学习兴趣,因而切磋、研讨之风甚盛,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弟子。仅《宋元学案》记载,吕祖谦的门人就有吕祖俭、叶邽、楼昉、乔行简、葛洪、王瀚、戚如琥、王深源等89人。

 

图片来自网络

一般认为,“丽泽”之名取自《周易》“兑卦”象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通过讲会而交流学说。其实,书院取名“丽泽”,还可有另一种解释,即其与金华地理有重要因缘。丽泽堂位于一览亭北,地势较高,南面双溪美景尽收眼底。双溪交汇,正合《周易》中两水相连之意。清初丽正书院山长张祖年,也主张吕氏命名丽泽是“悦所居西流带水,仿佛洙泗,取易兑象义,以丽泽名其堂”。双溪与流经曲阜孔子故里的洙水、泗水相似,均由东向西流,这在中国殊为少见。金华民间也多认为金华得名“小邹鲁”,除名儒辈出外,亦与双溪向西流独特的文化地理相关。

淳熙八年(1181)八月,吕祖谦病逝,其弟吕祖俭承兄志传道讲学。嘉定元年(1208),吕氏门人请求官府将光孝观旁的吕氏旧居之半辟为一堂,以供祀吕祖谦。州官李大异出钱五十万,重修丽泽书堂和吕祖谦祀室。端平年间,吕氏门人又将吕太史祠改为吕成公祠,祭祀吕祖谦、吕祖俭兄弟。嘉熙年间,吕氏门人乔行简奏请宋理宗赐“丽泽书院”匾额。淳祐六年(1246),知州许应龙将丽泽书院迁至双溪之畔(今通济桥东北)。除讲学活动依旧繁盛外,作为书院主要活动的供祀藏书、刻书等活动也颇活跃。到宋理宗时,丽泽书院的藏书已相当丰富。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丽泽书院还开始刻印图书,其中绍定三年(1230)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至今尚存,成为宋版“书院本”中的珍本。

宋元之际,丽泽书院与北山四先生亦有重要渊源。淳祐四年(1244),知州赵汝腾延聘何基讲学丽泽,朝廷亦授其山长,但何基均力辞。在何基的推荐下,王柏先后两次主教丽泽书院,并改革丽泽学风,书院面貌焕然一新。

咸淳元年(1265),通判方登迁丽泽书院至城东北旌孝门外应光寺旧址(今东关马铺岭一带),此后地址未变。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官府对丽泽书院进行大修,南宋状元王龙泽撰《修丽泽书院记》。元贞元年(1295),著名学者袁桷出任丽泽书院山长,柳贯来此问学。大德六年(1302),金履祥设教丽泽书院,许谦在此受学。后书院毁于火,历经重建,元末再次毁于火。今金华博物馆收藏一通原址上发现的“别派同源”四字石匾,映印证了泽书院一直秉承吕氏治学“博采众家”的学术传统。

明代成化三年(1467),知府李嗣重修丽泽书院。原先的讲学、教育功能丧失,但仍有文士来此雅集唱和,诗词汇编为《丽泽会诗集》。书院建成后,几经毁坏,嘉靖、万历年间,知府曾多次修葺和重建。由于丽泽书院声名海内,其在全国还一度产生了“名牌效应”。明代在广东儋州、信宜两地均建有丽泽书院。而信宜丽泽书院的创建者,即是永康名儒程文德。程氏虽未明言二者名称的渊源,但是学子的六章(自爱、辨志、务实、尚行、敦本、持谦),隐约可见《丽泽学规》的影子。

 

图片来自网络

明末江南社会板荡,丽泽书院因兵燹而毁。虽然屡废屡建的丽泽书院此后未予恢复,但延续悠久的丽泽文脉并未断绝。康熙六十年(1721),知府张坦让在滋兰书院遗址建丽正书院,名称合丽泽、崇正两名于一而得。当时山长张祖年特意刻“丽泽山长”印章一枚,其好友王崇炳在《满庭芳•寿张申伯六十》中亦云:“思延丽泽,力碎七贤堂。”说明在他们心中,丽泽与丽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赓续关系。康熙以降,历代金华官员又对丽正书院多次修葺、扩建,并置学田、拨官银贴补书院用度。尤其是清末知府继良扩建丽正书院,又带头并发动八婺各界捐资助学,并制定严格的书院章程。丽正书院也成为清代金华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人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按照清廷废书院、兴学堂之谕令,丽正书院改为金华中学堂。次年,又改为金华府立中学堂。民国以来,又历经改名与转型,发展成为现在的“百年名校”金华一中。

纵观历代名家与丽泽书院有关的人物名单,在此任教或受学的,宋元两代有吕祖谦兄弟及丽泽诸儒、王龙泽、北山四先生及柳贯,明代有魏骥、章懋、程文德,清代有张祖年、王崇炳、汤寿潜、刘焜、黄宾虹、张恭等均是影响深远的文化巨擘。近现代更涌现出何炳松、邵飘萍、张书旂、陈望道、曹聚仁、方豪、冯雪峰、吴晗、千家驹、艾青、钱兆鹏等一代名人,以及新中国两院院士(学部委员)18人。可以说,丽泽书院是历代思想的荟萃场,更是名人培养的起航地。

张祖年称“是丽泽一泓,固八婺理学渊源也”,画龙点睛地道出丽泽书院是造就金华璀璨思想的源头,也是宋代以来浙中文化最重要的展示窗口。透过这份名单,也可清晰发现,丽泽书院的兴衰,是解读婺学强弱的文化密码。某种程度而言,丽泽书院的盛衰演绎着这样一个历史逻辑:“丽泽兴,婺学盛;丽泽亡,婺学衰。”

往事越千年,历史建筑的重生,不只是物质客体的简单恢复,而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形势下,重建丽泽书院,不仅是传承金华文脉的重要渠道,更是打造浙中文化新高地的再出发。

 

社科视窗1丨婺学中的金华精神

2022-01-06 13:48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赵瑶丹

 

金华,古称婺州,自北宋以来,农商为本,重视手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拥有浓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被誉为“小邹鲁”。自婺学兴,学以致道、经世致用的金华精神,支撑这个浙中盆地以农商为根基,以工匠精神为实践,以文化优势代代相传。

 

一、农商相籍实仓廪,工匠精神为支撑

婺州,在南宋时期成为浙东地区重要的商贸城市,所属各县手工业发达,商品交换频繁,商业气息浓郁。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如金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仲友,虽身为台州知州,但家族仍在台州、金华一带开设店铺,赚取丰厚利润。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虽以乡村教师为业,实则通过经商脱贫。陈亮众多的亲朋好友中,也有不少是经商致富的,如永康人孙天诚、陈良能、胡航;义乌人喻夏卿、何大猷、何恢;东阳人何坚才、郭彦明、郭德麟;浦江人方允修、方超等,都是“积累至巨万”的富商大贾,陈亮的岳父何茂宏还是义乌首富。众多富商的产生,深刻折射出婺州重农重商的社会氛围。

在婺州浓厚的重农重商的社会氛围下,陈亮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反对抑制经商,提出“农商相籍”思想。他肯定农商之间是互惠互利、互为促进、互为基础的关系,强调农、商并重发展,保护商人利益,还公开鼓吹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只有真正做到农商互通互补,经济才能发展,才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陈亮“农商相籍”“农商并重”的思想,离不开婺州的农商之风,而自宋以后,农商相籍的社会思想一直滋养着这片土地。

在农商之间,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就是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八婺大地倡行农商并重,各具特色。金华有“佛手之乡”“兰花之乡”“火腿之乡”等诸多美名,体现以农为本;而“百工之乡”永康,“鸡毛换糖”义乌,“建筑之乡、木雕之乡”东阳,“萤石之乡”武义,“水晶之都”浦江,则体现了手工业的发达;三江汇聚之地的兰溪曾有“小上海”之名,凝聚了水运曾给兰溪带来商贸繁盛的历史。

 

吕祖谦 来自金华日报

二、重文兴教以传家,经世致用为内核

(一)重文兴教绵延不绝

婺籍文人的思想主张,尽显金华重文兴教之风。吕祖谦认为搞好教育可以达到整殇风化、严肃纲纪的目的。陈亮向皇帝提出“变通三策”,其中之一便是要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通过现有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改革,才能使人“成其才而充其气”。唐仲友呼吁教育的迫切与重要,告诫人们“富不可以不教”。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不仅有对教育制度的改革主张,还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这都是他们长期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在重视教育的风气下,宋代以来八百余年,金华曾有四位文状元,其中三位就出在南宋,其背后无疑承载着金华重文兴教的社会根基,折射出金华在南宋教育兴盛与发达的面貌。

金华重文兴教之风与书院教育密不可分。金华书院历史悠久,发端于东汉,成熟于宋代。“金华学派”创始人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与岳麓、白鹿洞、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吕祖谦在此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曾来丽泽书院讲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亦常来造访。南宋时期,说斋精舍、道一书院、北山书院等也是金华著名的书院。直到晚清,金华还有桐荫(蓉峰)、滋兰、丽正等书院。除书院外,清代金华还有诸如诚正书塾、尊道书塾等规模比书院略小的书塾。金华的书院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学术文化的繁荣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丽泽书院,与婺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使“经世致用”的婺学代代相传,影响由宋至明,是“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使得金华一邑登理学之门者自宋至清达150人之多,且可匹敌于孔、孟之乡鲁、邹,故金华有“小邹鲁”之誉。

金华重文兴教之风亦可从现存的古建筑、古文物中寻访。古子城一带曾有30余处上规模的试馆、考寓,现存四处遗址,分别为永康考寓、湘岩试馆、吴家试馆、武义考寓,此外还有专供贫困考生居住赶考的浦江浦阳公所、婺州公所等。这些斑驳的古迹,折射出古婺学术的鼎盛与官学的繁荣。

(二)名儒辈出文脉相传

历史上的金华,婺籍文人辈出,著作繁富。宋以前,婺籍文人以唐代骆宾王、张志和、樊宗师、贯休为代表,长于文学。南宋时期婺学昌盛,其后亦绵延不绝。婺学是宋代理学流变中非常重要的支脉,由范浚开宗,至南宋乾道、淳熙之际迎来第一个鼎盛期,经吕祖谦“性命之学”、唐仲友“经制之学”、陈亮“事功之学”,又有“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承上启下,构成了婺学的学统。清代学者全祖望说:“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不是虚言。元代婺籍文人,其佼佼者如黄溍、柳贯、吴莱、吴师道等人,传承吕祖谦、陈亮等人“文以载道”的思想,其成就代表了元代最高的文学水平。明初婺籍文人以文学著称,是“北山四先生”之后的婺学传人,有“开国文臣之首”之称的宋濂,名满天下。除了宋濂,又有王袆、苏伯衡、童冀、唐汝、唐龙等人,明中后期,又有章懋、胡应麟等,但此时婺籍文人经明朝的摧残、打击,一度一蹶不振。到清代,浙东学术的中心,已东移至宁、绍之间,婺学人才不复宋、元时期之辉煌,名家寥寥。但由于历史的积累丰厚,读书著文之风仍旧兴盛,清初的李渔,清中叶的胡凤丹、胡宗懋父子,清末的朱一新与康有为、梁启超齐名,都是一时名家。总之,婺学发展,呈现由宋代理学的重道而轻文,到元代的文道并重,再到明清的重文兼重道的学术轨迹。

 

婺州古城 来自金华日报

(三)文献之邦著作宏富

金华又有“东南文献之邦”的美誉,以数量可观、影响巨大的文献著作为支撑。自宋代至晚清,婺籍文献著作在五六千种以上。婺籍学者向来以“传道”为业,重视“文章”,所以“经”“史”“子”“集”皆盛传于后世,尤其以史学见长。婺州的史学文献,著作丰富,包括正史、别史、编年史、杂史、史评等各个方面。南宋以来,以解释、阐发儒家经典著作为主的“经学”,成为婺州文献的主流内容。“婺学”解经,具有重视基础、言必有据、力戒虚空、务实切用的良好学术风气。婺籍现存的四种类书,如章如愚《群书考索》、潘自牧《记纂渊海》,都是宋代留下的部帙巨大的大手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金华山川秀丽,寺、观遍布,是历代高僧、道士行游传道的理想之地,故释道类典籍丰富多样。婺籍文集,宋代为《全宋文》所收录者47种,元代为《全元文》所收录者31种,明清两代文集皆粲然可观。作为文献之邦的婺州,由宋至清刻书业十分发达。宋代,婺州是两浙主要的刻书地之一,所刻之书称“婺本”,刊刻精良、善本甚多。据统计,金华南宋刻书共约64种,1061卷,包括官刻、私刻、祠堂刻书等。刻书风气盛行,显然离不开丰厚的物质基础与浓郁的文化氛围,生动展现了历代金华文人藏书、读书之风。金华私人藏书兴起于宋、元,兴盛于明、清。宋代,潘景宪、何恪(陈亮妻叔)皆藏书丰富。元代,金华有藏书家郑鉴、柳贯等。明代,金华“一度执全省之牛耳”,其中首推青萝山房藏书,宋濂得郑氏义门藏书八万卷加以补充。“毁家藏书”的胡应麟二酉山房藏书达四万余卷。明代婺州藏书,独盛于兰溪,有陆瑞家建“万书楼”、宋震“雪溪堂”、黄楼“云山书楼”、方太古“寒溪书屋”等。清代金华著名的藏书家有方国泰、张作楠、朱兴悌、戴殿江、黄汝厅等,遍及金华各地。金华藏书家并非为藏而藏,多是藏而为学,私人藏书为繁荣金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刻书业的繁荣促使藏书业的兴起,其背后的动力是学术思想的活跃、讲学风气的盛行。书院的兴起,读书应举的昌炽,其背后承载重文兴教的社会氛围。金华历史上宏富的文献宝库,显然是文化发展的见证。文化的兴盛,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金华农商并重,发展手工业的历史传统。婺学倡行经世致用,金华各地倚重农商,发扬工匠精神,共同铸就了金华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历史传统。

 

社科视窗2丨吕祖谦家族与婺学

2022-01-13 09:43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彭荣

婺州是古金华的别称,婺学指的是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由吕祖谦(1137—1181)等学人所开创的学派。吕祖谦祖籍山东莱州,五代时期,祖先吕梦奇就已经做过户部侍郎。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吕梦奇之子虽然仍保有禄位,但仕途较为一般。宋太宗大开科举,第一位状元郎是吕蒙正,他仅用了八年就做到副宰相,仕途极为顺利,而他的堂弟吕蒙亨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由于吕蒙正在朝廷做大官,为了避嫌,太宗皇帝在殿试中将吕蒙亨黜落了,后来也只能长期在地方为官,等到吕蒙正因为朝廷中的政治斗争而辞去宰相职位后,他才终于获得了入朝的机会,做过光禄寺丞、大理寺丞,不久即去世了。吕蒙正退休后,特意向皇帝推荐了吕蒙亨的儿子吕夷简,于是吕蒙亨这一脉才终于得到机遇。吕夷简是仁宗朝最著名的宰相,他老于世故,政治经验丰富,使得仁宗朝政局稳定,言路畅通,宋代最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都是在吕夷简主政期间成长起来的。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吕公著,也是一代名臣。而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哲,就是吕祖谦的高祖。吕希哲师从程颐,是最早的一批道学家。吕氏家族声望卓著,自宋太宗以后,几乎代代都考取进士,世代簪缨,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世家之一。靖康之役后,宋室南渡,吕家也从洛阳老家仓皇逃难,其中一支就在婺州安了家,而吕祖谦就是这一吕氏支脉的长子长孙。

 吕祖谦少年时代大部分时光是在婺州度过,十九岁时父亲在福州做官,吕祖谦便拜当地大儒林之奇为师,学习古文写作。此后,吕祖谦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科举训练上,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二十七岁的吕祖谦中进士高等,不久又中了当时罕有人能考中的博学宏词科,文名大盛,特授左从政郎,后来做了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乾道二年(公元1166),吕祖谦的母亲去世,葬于武义县明招山,吕祖谦为母守丧。乾道三年(公元1167)冬天,四方学子闻名而来,如过江之鲫,都要拜吕祖谦为师,向他学习科举之道。吕祖谦推辞不过,加上自己也有教书育人的意愿,便以《左传》为例,随事作文,边写边教,不久就写出了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左氏博议》。《左氏博议》是中国最早而且最富声望的科举教材,专教学生如何写文章,如何“出奇制胜”,一直到清代,士子们都在研习不辍。乾道五年(1169),吕祖谦做严州教授,于是遣散诸生。乾道八年(1172),父亲吕大器去世,吕祖谦再次辞官守丧于明招山。乾道九年(1173),学生再次向明招山聚集而来,一直到第二年才解散,这一时期不但《左氏博议》一版再版,而且又向学生讲授《诗经》《春秋》《尚书》等经典,有《吕氏家塾读诗记》等作品问世。淳熙二年(1175),学生再次聚集于明招山。淳熙三年(1176)以后,吕祖谦就一直在外做官,难得回金华。到了淳熙六年(1179)因为中风,退居婺州,整理生平文字。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因病去世。

 

吕祖谦讲学之地——武义县明招讲院

吕祖谦短暂的一生中,三次在武义讲学,为金华培养了大批优秀学子,其中有不少人都考取了进士。甚至在吕祖谦去世之时,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考取进士的,比如时澜是淳熙八年进士及第,巩丰是淳熙十一年(1184),这些学生把吕祖谦的学术思想传承下来,于是就有了所谓婺学,而婺州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科举教育中心之一。

吕祖谦家世显赫,他的祖先曾积极参与过北宋的政治文化建设,到了他这一代,虽然迁居婺州,但却放眼全国。他所开创的学派,也不是仅限于一地一时一人,而是兼容并包,既吸收了北宋时代著名道学家的思想,又吸取了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的文采,同时还专注于史学研究;婺学既以培养士人道德为宗旨,也将眼光瞄准庙堂,为国家培养实用型人才。婺学并不是一个严密的学术团体,它是围绕科举教育展开的,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地方士人自发形成的一个文化圈子,它的创始人吕祖谦并没有刻意提出某种独立的政治主张,因此,这个学派也没有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或者学术力量,但这恰恰体现出宰相门第的后人的度量。吕祖谦及其婺学,对婺州人文精神的塑造是有着无可估量的功绩的。

 

社科视窗3丨陈亮“农商相籍”思想与经商实践

2022-01-20 10:00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赵瑶丹

陈亮(1143-1194),婺州(今金华市)永康人,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矢志抗金,以布衣身份五次向宋孝宗上书,呼吁朝廷发奋图强,重振国势,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主张。他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反对抑制经商,提出“农商相籍”论断,强调农业和商业并重发展,保护商人,肯定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这一经济思想无疑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陈亮画像

一、陈亮的“农商相籍”思想

两宋时期,江浙地区少经战乱,经济发展迅速,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有“两浙之富,国用所恃”之说。南宋高宗南渡,虽失半壁江山,但凭借东南富饶,亦“足以裕国”。当时的浙东地区是全国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先后涌现明州(宁波)、越州(绍兴)、温州、婺州(金华)、台州等商贸城市。陈亮、唐仲友等浙东学派学者的重商思想,正是在南宋浙东地区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中诞生、滋养而成的。他们对传统的“厚本抑末”“重农抑商”等观念提出大胆批评,明确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其中,陈亮提出的“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思想,最为耀目。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重农抑商思想一直是经济思想的主流。但历史发展到两宋,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部分有识之士逐渐改变以往把商业视为“末业”的观点,而视之为社会的“本业”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南宋事功学派的旗手陈亮,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其事功思想的主导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主张。在经济方面,他提倡在重视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就农、商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言,他认为并无轻重高低之分;就农、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两者是互惠互利、互为促进、互为基础的,只有真正做到农商互通互补,经济才能发展,才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若一味抑商,很容易导致民愈贫、国愈弱的困难局面。

就如何发展商业,陈亮提出了不少有益主张。其一,必须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陈亮指出,要推动商业的发展,需充分发挥商人的社会作用,统治者须正确树立“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其二,国家应采取有利于发展商业的政策、措施。陈亮认为,朝廷对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征税必须是以推动商业的正常发展和繁荣为前提,强烈反对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甚至敲诈、勒索,认为繁重的赋税是导致大量工商业者破产的直接原因,其结果是造成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其三,肯定经营商业的合法性,建议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商人,承认商人正当经营的合法性,保护其财产不受侵犯。陈亮对“困商贾之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与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有本质区别,不可混为一谈。“困商贾”不但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大批商人破产,增加社会失业人员,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以至于达不到强国目标的实现。反之,肯定经商的合法性,保护商人的利益,这对国家百姓都是有利的。陈亮主张发挥“富商大贾”在赈灾、维持地方秩序等方面的作用,这一卓见切中了南宋基层管理的要害,是一项降低治国成本的有力措施。

由于世俗传统对商人持有偏见,自古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损于商人人格的言论,诸如“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把商人视为奸诈之徒,长期加以抑制。对此,陈亮从理论上进行批驳。他认为,财富和仁义并非对立,人为地将义与利、仁与富割裂和对立起来是迂见。人为地、强制地抑巨富、求平均,只能使平庸者萌生非分之想,走上犯罪道路,有才者却无故受制约而无法一展宏图。陈亮主张君子之财应取之有道,明确反对为求富而不择手段去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那才是“为富不仁”。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亮并不仅仅只是当时商人阶层的代言人。他虽然积极倡导重商,但并未因此走向轻农的极端。他只是为了纠正轻商、贱商的极端偏见,才较多强调商业的重要性。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对农民和农业的盘剥、摧残,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商藉农而立”的局面才能出现。农、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才是陈亮的一贯主张。

 

五峰书院,陈亮讲学处

二、陈亮的经商自救实践

陈亮的经济思想,旗帜鲜明,观点凝练,与其经商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关于陈亮是否从事经商活动,虽未见史籍明确记载,但从他本人的文章及与友人的来往信函中可以寻得其经商的证据。陈亮对友人石天民说:“亮为士、为农、为商,皆踏地未稳,天之困人,宁有穷已乎!”无意中亮出了其为商的身份。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满怀济世抱负的陈亮,不先选择科举之途而改走经商致富之路呢?这与陈亮的家庭境遇密切相关。陈亮年轻时,家境贫寒,母亲盛年去世,未终丧而父亲“困于囚系”,祖父母忧思成疾,相继离世。“三丧在殡”,陈亮竟无力营葬。出生富家的妻子被接回娘家,弟弟一家只能寄宿于道旁小舍。人情冷暖、生活艰难之状皆跃然纸上。在仕途屡屡受挫,家境困顿、难以活命的情况下,也只有经商才是他的出路。

与早年生活困窘完全不同的是,陈亮通过经商致富家道中兴后的情景。在陈亮给朱熹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淳熙十二年(1185年)时的境况。此时的陈亮,除了拥有水田二百亩之外,还拥有多个庭院别墅,有规模很大的菜园、果园,大、小池塘,以及各种亭子回廊数处。不仅如此,陈亮还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置有房屋和芦地。可见其经济实力强劲。此时的阔绰排场,与陈亮原先的困苦生活形成了极大反差。在人地矛盾特别突出的两浙地区,这样的家产是一个教书匠的微薄收入难以实现的。陈亮只有经商才有可能做到。另外,陈亮在42岁和48岁时曾两度入狱,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富有而招来“乡闾仇疾”,被乡人诬告,才两度遭受牢狱之灾。

陈亮选择经商自救,与他浓厚的重商思想密不可分。陈亮认同友人戴溪的观点:“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为甚左。”在两浙商业繁荣的大环境中,在亲朋好友的影响下,陈亮形成了“农商相籍”的思想,因迫于生计,走上经商致富之路,从而使其商业思想得以付诸实施,并在经商中,重商思想得以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陈亮的经商实践也成为他萌生并完善其系列商业思想的源泉,为重商而呼喊,为商人而鸣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切身感受基础上实现的理论提升。陈亮所处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士人的观念亦产生变化,传统的义利观念已经加入新的时代内容。像陈亮这样未入仕的文人,迫于生计,选择以经商方式获取生活来源,以商养学,在南宋已逐渐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当然,确认陈亮曾从事过经商活动,并不否认他的文人身份,更谈不上弃文从商。在陈亮的潜意识中,宋代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意识是刻骨铭心的。对于满腹经纶的陈亮来说,科举的成败始终是他成就一世才名的心结。因此,陈亮虽然在人生道路上惨遭种种磨难,但经商致富,解决生计问题后,最终还是选择科举考试,以实现抗金统一的伟大抱负。他在51岁时终于中了状元,七月就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可正当陈亮要大展一生宏图之志时,天有不测风云,中状元的第二年,即绍熙五年(1194)三月,他就走完人生的坎坷路,匆匆地离开了人世。陈亮的短暂人生,让时人和后人倍感惋惜,但是他留给后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利主义思想极其富有开创性的商业思想,却是光辉灿烂、永照后世的。至于陈亮经商致富的自救实践活动,不但使他走出了贫穷的困境,为他的学术研究和爱国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充实、完善了“农商相籍”的理论体系,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文人经商致富的传奇佳话。

 

社科视窗7丨浙学圣地明招山

2022-02-17 14:47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陈玉兰

浙学的生衍和传承,“明招学者”乃一大关键。《宋元学案》卷七十三《丽泽诸儒学案》序录中全祖望曰:“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浙学宗祖吕祖谦讲学著述于武义明招山,从游从学者众,声震朝野,历数百年,影响不绝。“明招学者”“明招诸生”乃薪传明招吕学者之称。述“丽泽诸儒”之学而首称“明招学者”,则其间的渊源继替关系显而易见。因而,吕祖谦是一位成就于明招山的学者,明招山为吕学圣地,明招文化是浙学渊薮。

 明招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明招山,八婺名山,在距离武义县城东三公里处。其地山明水秀,历史上曾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前往探幽寻胜、清修冥想、讲学著述,逐渐积淀成风格独具的地方文化。明招文化的发展,比较突出的有三个阶段:

一是东晋时期,阮籍的堂孙、阮咸的儿子、刘伶之女婿阮瑶的从兄阮孚弃官隐居山中,后舍宅建惠安寺,开启了明招山以道济儒、佛道融通,陶情自然,知足常乐的养生隐逸文化,对当地人文有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二是晚唐五代,德谦禅师在已荒废多时的惠安寺旧址重建寺院,改名明招寺,开坛弘法四十多年,使当时的明招寺成为婺州、处州、衢州、福州等地六大寺院的禅宗祖庭,影响遍及东南以至海外。日本禅学院以德谦为“中国100个著名和尚”之一。德谦有法嗣六人,全是浙江弟子,德谦明招弘法,为宋代理学在武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三是南宋时期,衣冠南渡,先有巩庭芝在明招寺开坛授徒,继有吕祖谦亦长时间著述讲学其中,吸引了众多师友弟子前来切磋交流和研习,由此开启了明招文化的新时代,使明招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

如果说东晋、五代的明招文化是以道家佛门之隐逸禅悟为底色、面向普罗大众的民间信仰文化,那么吕祖谦通过讲学和著述,激活并重构了明招文化,使此后的明招文化成为儒释道融合而以理学为主流的儒家精英文化。

所以,明招文化凝聚了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的精髓,是以儒家求真务实、开放包容的理学文化为核心,以道家致虚守静、道法自然的隐逸文化和佛家明心见性、万物平等的禅修文化为补充的传统文化。

 吕祖谦与明招文化

明招理学文化的代表吕祖谦一生以教育为事业,即使时间很短且断断续续的出仕,也多与教育有关,并且其著述,如《东莱博议》《古文关键》以及《家范》《学规》《官箴》等等,也都是围绕讲学传道、培育人才为中心。这跟家学渊源有关。吕祖谦出生于一个世代宰辅的北方世家,其先世山东东莱人,自曾祖吕好问始,随朝廷南渡,举家迁至金华。吕氏家族以继承儒家衣冠自任,家族中人入《宋元学案》者达22人。吕祖谦自觉承继家族使命,并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将吕氏家族文化发扬光大,“吕学”是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

吕祖谦是南宋前期最受尊敬的学者、最受欢迎的导师。他以视同生命的教学研究生涯,成就了独具个性的吕学。吕学强调研经治史、经史并重、经世致用;主张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其思想具有务实、创新、包容、大气的特点,这也是浙东学术的基本特点。吕学,是浙东学术的基本架构,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的重要渊源。而吕祖谦学术个性的奠定、教学理念的思考、教学教本的编撰、教学方法的探索,则开始并成熟于僻居八婺之一隅的武义明招山。

明招山是吕氏家族墓所在地,吕祖谦在他短短45年的生命里曾先后亲手安葬从曾祖吕好问开始的许多位亲人在那里,其中包括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三位青春华年就去世的妻子、三位夭折的子女,以及叔伯辈等。他频繁出入明招山,为父母守墓的时间依礼更是分别长达三年。在长年累月的庐墓、祭奠生涯中,他寄身明招寺讲学著述,吸引着与他精神相通的哲人学士和青年学子来学习交流。朱熹、陈傅良、陈亮、叶适、巩丰等都曾在明招山或讲学论道,或从游从学。巩丰记明招讲学情景曰:“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千百”的门生,就武义那蕞尔之地而言,是何等的盛况!明招山因而成为了耸动东南的文化名山。

吕祖谦服丧期间聚徒讲学,影响广播,自然遭人非议,于是遣散诸生,独处明招山中,庐墓而居,读书著述。酝酿或撰著于明招庐墓期间的包含《宗法》《学规》《官箴》在内的《家范》,以及《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博议》《古文关键》等,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其中前三种从居家、求学、仕宦不同角度,为家族及弟子树规立矩,教子弟做官做人;后三种从经学、史学、文学不同方向,为门下科举应试编写教材,教弟子读书作文。两者虽为家族子弟、门下学子而撰著,但其实极具普适性,对明招文化及浙东学派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为人处事规矩方面,吕祖谦制定的《学规》“比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早12年,其核心是倡导“明理躬行”“经世致用”,充分体现了吕祖谦“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等知名学塾。《官箴》强调“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其核心尤在一个“廉”字。吕氏《家范》以孝为本,由孝及忠,推家及国,家国一体,作为家族教育和躬行践履的基本准则,不仅在家族及门下良好家风学风的养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且有效地保证了东莱学脉的传承和延续。正如《宋史》本传所赞,吕氏“居家之政,皆可为后世法”。

科举是学子实现经世致用理想的必经之途。为了给学子应试作文提供范本,吕祖谦选取唐宋八位古文大家的散文加以评点,编纂《古文关键》。该书首次奠定了“唐宋八大家”这一重要概念的雏形,使唐宋文统的观念深入人心。《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是吕祖谦自撰的“下水作文”,选《左传》文168篇加以辩难,文采飞动,论理透彻,气势开阔,波澜不平,虽然形式上相当于供人摹写的范文,但其中也体现了吕祖谦的史学思想,颇多真知灼见。该书一经著成,被奉为科举应试的圭臬,其影响与《古文观止》可相比肩。在宝岛台湾,直至今日,每当司法考试,《东莱博议》都是必考教材。

通过以身示范的讲学,武义,这个总面积仅有一千五百余平方公里的偏僻小邑,在南宋之后陆续走出了一批不仅吐属儒雅、文采风流,而且廉洁自律、政绩卓著的官员,还出现了像赵宅赵氏一门三代六进士、下王宅洪氏一门五代六进士、巩宅巩氏一门三代五进士、陶宅扬氏祖孙四代进士等众多科第世家,这也是吕学得以践行和传播的人脉基础。

吕祖谦的明招著述和讲学,使吕学与明招文化互相成就。吕学因在明招这一佛道清静之地、庐墓这种独处孤寂之时生发,而呈现出端正平和、大气从容的精神气度,“心平气和、不立崖异”,经史并重、出之以文的学术特色,并得以藉明招受教诸子人脉而延续吕学文脉;明招因为吕祖谦敲响了理学之钟而打破了江南小邑原有的封闭和沉寂,武义开始了由农耕文化向耕读文化的转型,明招士子于明心见性之外,开始睁眼看世界,并深度融入时代社会、关注修身治国。学以致用、开物成务,成了武义士子的现世理想。

 明招文化与浙东学术

明招著述和讲学为吕祖谦晚年在婺州丽泽堂讲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宣扬其明理治心的理学思想,吕祖谦还编撰了大量其他科举参考用书,其中主要是儒家经典,也有大量史学论著和诗文选本,如《十七史详节》《大事记》《两汉精华》《历代制度详说》等,还编有《国朝名臣奏议》《诗律武库》《国朝文鉴》等供诗文创作参考的书。丽泽堂讲学这种经史并重而俱出之以文的途辙,是明招讲学时就已奠定的。

吕祖谦弟子有姓名可考的多达210余名,朱熹曾将自己的长子遣往婺州丽泽堂请吕祖谦加以训导,并非常信任地请吕祖谦为媒人为之择媳,此外还让自己的掌门弟子兼女婿黄榦至婺州听吕祖谦讲学;南渡名儒巩庭芝将自己的儿子巩湘、巩沅和孙子巩丰都送到吕祖谦门下受教。吕祖俭、吕祖泰、时邦、楼昉、葛洪、乔行简、辅广、叶邽、吴必大、陈孔硕、沈有开、舒璘、倪千里、袁燮、宋濂等知名学者,均受到吕祖谦学术思想的影响。“明招诸生”不仅影响宋元,且“为有明开一代学绪之盛”(全祖望《宋元学案》)。婺州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小邹鲁”之称,一个重要原因正在吕祖谦提倡圣学,培养人才甚众。历史上著名的“北山四先生”,作为儒学正传,都是与吕学颇有渊源的人。吕祖谦对当时崇文乐道、推尊学术、求真务实的士风和学风的形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吕祖谦逝世27年后,人们将其讲学的丽泽堂改建成丽泽书院,丽泽书院后来发展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并且四百余年间讲学不断,跟后人对吕祖谦育人功德的怀念之情是分不开的。所以,明招山是吕学的生衍之地、传播之地,吕学是明招文化的重要标志;明招文化是婺学的渊薮,是浙学的根基,吕学由明招出发而走出浙东、走向江南,影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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